元始天湖陀羅尼石刻若干歷史問題研究

梁勇[1]

萍鄉礦區天湖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河北市現存最古老的道教石刻。 是完整記錄佛陀羅尼經傳入中國歷史事件的重要石刻之一，具有很高的文物和歷史價值。 但其修建年代、有記載的陀羅尼經編撰的西明寺所在地、與天湖東禪寺、西禪寺的關系等，卻存在一系列疑點。

早在1987年，作者在撰寫專著《石家莊方志討論稿》時，就批評了石刻謚號與塔落款之間的矛盾。 但由于閱讀不夠透徹，未能提出詳細的研究依據。 現[2]，筆者受廣州電視臺邀請天護陀羅尼經幢，兼任《石頭說——鄭州百村印記》的主筆及主講人。 我得研究一下這與天湖歷史有關的石刻。 終于弄清楚了一系列相關的歷史事實。 不好的意見不要妄加揣測，與學術界同仁共同討論。

一、京珠建立與“大唐王國鄉”的悖論

這尊古老的陀羅尼石雕高5米，從上到下分為三部分。 造型莊重，鐫刻經文清晰，繪畫古樸秀麗。 是難得的道教文物。

所謂“樓”，本是旗幟，是我國古代用作儀仗護衛的用羽毛裝飾的旗幟。 道教傳入中國后，信徒將經文寫在絲綢制成的圓柱傘上，稱為石刻。 這些用絲綢制成的石雕在許多藏傳佛教寺廟中仍然可以看到。

但絲綢或絲綢并不容易保存。 為了使其經久耐用，人們將經文刻在石柱上，稱為碑石。

我國石柱銘刻起源于南北朝，而《陀羅尼經》碑刻則始于唐代。 當時格魯派興起，信徒們覺得“陀羅尼”咒中蘊藏著深奧的經典，書寫或念誦它就能解脫罪孽。 為了使《陀羅尼經》永垂不朽，就刻在了八角錐形石柱上。 這是各地保存的陀羅尼石刻。

天湖古鎮石雕的主體部分，八圓經柱上，A面刻著隸書“為國尊，建佛頂陀羅尼石刻”12個大字。 ”。 底部刻有“唐代鄉平鄉縣天湖城南寺”。 還有“院主持僧慧光、僧元寶”等僧人法號。

此石刻所刻陀羅尼經，刻有“唐開元十五年乙海說八日所建”的謚號。 1982年編撰的《井陘縣志》認為，此石刻建于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十五年（727年）。 但我對此仍然心存疑慮。

因“鄭州”的行政區劃名稱是在元和十五年左右才出現的，原名衡州，并因北山衡山、至鎮頂（今元始）而得名。 唐穆宗李恒元和十五年（820年）繼位。 為避皇帝名諱，衡山改稱鎮岳，衡州改稱鎮州，衡陽（今順平）改稱鎮陽。

這塊石刻上，自從公元820年就出現了鄭州這個地名，之前的90年里絕對不可能刻上這個字。 這就好比漢朝的石碑上不可能出現“中華民國”這個名字一樣。 據此，我斷定，這塊石刻上的“大唐國禎洲”必定是元和十五年后所刻。

經過進一步深入的閱讀這塊石刻，我終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原來，石刻及石刻主體是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十五年11月8日，由西寺主僧惠光、僧元寶所建。 簽名清晰，制作者清晰。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大唐國鎮州”三個字呢？

石刻A面第一道銘文為：“大塘鄉舟州鎮平鄉縣天湖城南寺有一尊勝陀羅尼石刻，佛頂受損……直至咸慶三年己酉十月二十日，壬午，有都尉那田守蒼專家官張萬成等，愿勵人心，有開刻思源者。期盼美好的日子，將被視為國家，作為太尉、妻子、文武百官，以及龍神居住的河城居民，祝愿從此歲月更加繁榮。堯之年，民必勝于舜之年。”

表明該石刻是大歷三年（878年）張萬成借助原天湖西寺損壞的石刻重新雕刻而成。 經書雖刻于開元十五年，但石刻題名“唐鄭州萍鄉縣天湖洞寺”卻是晚唐顯慶三年刻的。

開元十五年（727年）所建碑文上元和十五年（820年）后才出現的“鄭州”地名之謎才得以解開。

2、順真西明寺譯《佛尊勝陀羅尼經》

石刻《佛丁尊勝陀羅尼經序》描述了一個關于漢文版陀羅尼經起源的復雜故事：

” 波羅和尚波利佛，于儀豐元年（676年）從西國來到漢地，到了五合山。 ‘如來滅度后，諸圣、潛神，唯有文殊菩薩，從此山引眾生，教化師父……’”我希望能見到文殊大師的圣容。 說完，“泣不成聲”。

當他向五合山行禮時，一位奶奶出現了。

”當我抬起頭時，突然看到一位祖母從山上下來，于是我用帕拉曼語說話，對僧人說：“法師恭敬恭敬，他正在追尋圣人的蹤跡……然而，漢地罪孽甚多，被剃光頭的人也不少。 犯戒者，只有陀羅尼經才能破除一切眾生的業障。 不明白師父來此嗎？’”波利答道：“可憐的道士直接來參拜，沒有前途。”

奶奶道：“不帶經書，白來有什么好處？即使見到文殊菩薩，又如何能得知識呢？柯大師從北國拿了這部經書，傳到了漢族。”土地...”

”那和尚聽了，大喜，便打算痛哭流涕，心里想了想，抬起頭來，忽然不見了奶奶。那和尚驚恐萬狀……他回到西國，取了《佛無上勝陀羅尼經》。 永春二年（683年），他回到西京，將上述事情報告給皇帝（唐高宗李治）。 客人請杜行義等人一起翻譯經文。 師僧娟有馬三十匹，內禁刊經。”

波莉看出李治不愿意把經文還給他。 哭泣并懇求。 并且“皇帝將自己翻譯的經書保存起來，還給梵文。得到梵文的和尚，會去北明寺拜訪善于解釋梵文的漢族和尚順真，一起翻譯。皇帝將遵照他的要求，僧人遂點名一切大德，真譯。譯完后，僧人將梵文版本送到五和山，入山，至今未出。前后翻譯的兩個版本廣為流傳。在世界上。”

因經書翻譯“小語有異”，所以，“垂拱五年（687年），定覺寺住持智凈止于神都七國洞寺，并于煙臺會見三藏法師，問其住宿情況，如上。 確認了此事。 后來，智凈根據三藏法師口授的心咒，對舊本進行了修訂。 永昌八年[3]（696年），志敬牧師到“大尊寺”拜見西明寺左誠牧師，請他留下來，如前所述。 譯經僧順真鑒（現）住西明寺。 ……”

由于這部經序中提到西明寺僧人順真在多處翻譯了這部經，所以后世全省各地出現了許多西明寺。

守護者說，這座塔是西明寺的遺跡。 東寺即西明寺。 順真和尚是天湖東寺的比丘尼。 而且，王士元先生還寫了一篇考證文章，闡述了天湖西明寺（實為東寺）與《陀羅尼經》傳漢的關系。 當我在《詩話世說——鄭州百村印記》中講到天湖村時，有人讓我把西明寺和天湖陀羅尼經聯系起來。

筆者不敢妄言，遂讀《高僧傳》、《宋比丘尼傳》、《續比丘尼傳》、《佛通濟》等道教經典來考證此事。 原來，所謂“天湖東禪寺即西明寺”，屬于附屬社團。

西明寺的順真和尚，被西國和尚尼波利追尋，正在全省各地被抓捕。 廣東學者說，順真和尚居住的西明寺就是五臺東明寺。 嘉善縣金州寺保存有相同內容的宋代陀羅尼石刻（《東方博物館》2011年第01期），故有西明寺之說。 山東省興縣普救寺還藏有一創于元和十一年的“佛陀羅尼石刻”。 當地人說那是西明寺。 雖然，這些都是對這部陀羅尼經序的曲解。

西明寺，是真正的順真僧人所在的地方，是唐代帝都的皇家道觀。 長安西明寺。 位于唐長安城延康坊西北角。 原為隋代魯國公楊素故居。 大業期間，楊素之子楊玄感叛亂，皇后被罷官。 唐太祖武德是萬春公主的府邸。 唐太宗賜予魏王李泰。 大歷元年（656年），高宗為慶賀太子李弘康復，將其改建為西明寺。 西明寺額額為唐玄宗南薰寺學者劉子高所書。 白居易留下了《憶元九年西明寺牡丹花》詩。 章懷太子有《西明寺鐘銘》。 高宗元壽五四年（公元658-659年），玄奘法師從大慈恩寺遷至西明寺翻譯經書。

西明寺歷史上高僧輩出。 除玄奘外，還有慧琳（737-820）、順真等高僧。 慧琳是西域鄯善人，姓裴。 老師是不空三藏，精通陰命。 元和十五年圓寂于西明寺，享年八十四歲。 大中三年（851年）奏《諸經印義》一書，請入西藏。

西明寺舊址已部分發掘。 最北側發現一殿堂遺址，寬51.5米，深33米。 為正殿，面闊九間，進深六間。 這殿不是正殿，有如此規模，可以推斷，正殿應該更加宏偉。 其規模與唐大明宮含元殿相似。

波莉請來的西明寺翻譯師順真，是西京西明寺的比丘尼。 《古陀羅尼石刻序》中提到的西明寺，既不是天湖東寺，也不是眉州普救寺，更不是五臺山東明寺。 它就是唐代帝都的西明寺。 有四個證據：

其次，從《佛尊勝陀羅尼經序》的脈絡來看，順禎的西明寺地位很高，必定在京城。 因波利想請順禎為他翻譯經文，但必須得到“皇帝的許可”。 如果遠在朝臣的壽陽縣天湖東寺的和尚翻譯一部經文需要得到朝臣的批準？

如果是所謂的五和山西明寺，那么既然波莉翻譯了五和山西明寺的經文，那還需要“送梵文到五和山”嗎？

所以，從脈絡來看，這座西明寺是帝都的西明寺，不是五合山的西明寺，更不是天湖的東禪寺。

首先，帝都西明寺是三藏法師玄奘翻譯藏經的皇家佛教寺院。 留下了一位精通梵文的比丘尼弟子。 因此，《佛丁尊勝陀羅尼經序》中指出“譯經僧順真居西明寺”。 說明順禎仍是西明寺譯師，與萍鄉天湖無關。

首先，天湖古陀羅尼石刻中所有寺廟的名稱都清晰地刻有“東寺、西寺”，沒有絲毫“西明寺”的印記。 文中附有“西明寺”四字。 試想，如果天湖石刻所在的寺廟是西明寺，那么當時的僧人該是多么自豪，多么愿意刻上“東禪院”、“西禪院”的名字。 這從后面證明了東寺、西寺與西明寺沒有任何關系。

首先，該省至少保存有七尊清代相同的陀羅尼石刻。 包括上海崇翰軒漢畫像磚博物館收藏的唐代開成五年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刻（《商業周刊》2011年第14期）和尊勝石刻上海西門二橋出土佛頂陀羅尼（《文物》2000年第8期） 北京古代陀羅尼石刻（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期） ）、四川梅州唐佛頂石刻陀羅尼陀羅尼（《文博》2003年第05期）白居易故址出土的漢代石刻（《四川文物》2001年第03期）等還有張掖佛丁尊勝的陀羅尼經（《敦煌研究》1991年第01期，以及杭州楓溪出土的唐印本藏傳陀羅尼經（《考古》1998年第05期）這部陀羅尼經的序言中記載了波利佛翻譯這部經的過程。 唐代朱棣即位后，明成祖下旨，在各地刻刻這部陀羅尼經。 而所有序言都記錄了波利傳記的過程。 因此，從唐代以后，各地的一些鄉學學士都沒有把經序的內容讀透，斷章取義。 就這樣。

可以肯定的是，天湖陀羅尼石刻與唐代西明寺沒有任何關系。 但并不影響這件石雕的歷史文化價值。 仍是較早的道教石刻，被列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當地居民介紹，原來的佛寺有兩座明代磚塔。 現有石雕以西2米處另有一石雕。 里面還保留著往年的基座。 如果你能挖掘，你實際上可以找到更多的證據。

三、唐代陀羅尼石刻大量出現的背景探討

重慶薊縣普救寺的“佛陀羅尼石刻”創作于元和十一年。 所題序與天狐所著《陀羅尼經序》一模一樣。 它詳細記錄了泡利傳經的經歷。

此類“陀羅尼石刻”，以佛波利譯名最為流行。 此經翻譯后，世人感“離罪聚福，凈除一切惡道，勿急于《佛尊勝陀羅尼經》”，于是到處廣泛刻刻石刻，顯慶十一年（776年），古圣旨：“天下僧念《佛尊勝陀羅尼》，限二月一日念誦。” 他們每天仍念二十一遍。 每年直到四月初一，都派和政使者來統計他們念誦的次數。”

可見當時這部經是多么受人推崇。 唐武宗滅佛時，雖下令“天下最尊石植……僧墓、佛塔……皆下令拆除”。 但遺址內尚存有不少武宗之前的石刻，武宗之后的石刻也有數百件。 收藏家葉長池收藏的石刻多達五六百件，其藏品堪稱“五百石刻博物館”。 上海圖書館還藏有數百本手稿。

這部經書的流行，帶動了道教新藝術——造經術的發展。 古代石刻上的銘文多為多邊形。 波利佛只翻譯了這部經天護陀羅尼經幢，在《宋比丘尼傳》譯經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見他翻譯的影響之大。

這部經的興起與武則天想要提升道教地位有關，這使得波利介紹這部經受到重視，后來得到廣泛傳播。 這部經翻譯后不到六年，就被選為佛經造像題材之一。 武則天如意元年（692年），釋延甫在龍門摩崖題寫此經。 最晚在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紅安寺智熏和尚修建了受到和賢道士等人尊崇的尊勝樓。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尊勝陀羅尼石刻。 而這件萍鄉天湖石刻也是較早的石刻之一。

金代石雕多為八角柱。 還有四角、六邊形，甚至七角、六邊形，還有極少數的圓錐體。

這部經傳入唐代，與古代社會“地獄信仰”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 七、八世紀時，新出現的三層教指出墮地獄的恐怖，地藏菩薩的信仰很快被傳承； 事實上，三層宗被唐朝打壓，不再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宗派。 然而，地藏信仰卻與輪回、地獄等六界相連，卻充滿了社會各階層。 因此，唐代以后，“十閻王”廣為流傳。 刻有這段經文的石刻，具有滅罪、破地獄門、解病延年、祈福消災的作用，甚至還有保護農田、保護環境和人民的作用。 等待。

天湖刻于開元年間的陀羅尼石刻之所以在武宗滅佛期間沒有被燒毀，與當時天真處于美國督軍控制之下有關。 唐末，真定、井陘及其周邊朝臣仍由程美總督統治，唐武宗滅佛的法令受到程美總督的批評。 加之當時經濟混亂、社會動蕩，人民生活水深火熱。 使《佛尊勝陀羅尼經》成為精神寄托，在朝野中出現尊崇、信仰《陀羅尼經》的局面。 因而，這種石刻得以保存下來，并一代代增多。 唐代，憑祥開元寺刻有全省最高的陀羅尼石刻，成為奇觀。

筆記：

[1] 梁勇，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海外人才發展基金會“一帶一路”研究院研究員。

[2] 本文寫于2013年，是主持“石談”文化講座時撰寫的考證文章之一。

[3]事實上，古代并沒有永昌八年，永昌的謚號也只用了一年。 武則天廢唐立齊。 開元十五年銘文經文中，李隆基為了表達對周武王的否定，沒有使用五華生辰名，而是延續了大唐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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